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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照耀——甘肃体育扶贫纪实(二)
时间:2021-11-25 | 来源:甘肃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传递扶贫接力棒 争做福气好干部

2014年元月,张效明作为甘肃省体育局选派的第一批驻村干部,被派往渭源县新寨镇开展定点扶贫工作。2016年10月,张效明圆满完成任务,他先后帮扶的田家岔、廖家寨村均脱贫摘帽。

被选派时,张效明在甘肃省体育学校任校长助理。根据省上要求,省体育局选出了四名符合条件的干部,他就是其中之一。经过省委组部的培训后,他便启程前往渭源县新寨镇和田家岔村报到。从省城一下来到偏远的山村,张效明还没来得及适应这个落差,就被当地干部冷漠的态度来了个当头棒喝。

没有经验,不被接受,张效明的驻村工作举步维艰。“就先不说生活上的不适应了,我到村子里后,只知道自己被任命为田家岔村支部常务副书记,都不知道自己具体要干什么工作,怎么干,上面没有相关的政策,下面的干部就更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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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效明可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深入农户了解情况,一边琢磨着怎么打开眼前的僵局。这位农村工作零经验的“城里人”,从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来到一片荒芜的偏僻山村,以他身上那股体育人决不妥协的开创精神,用自己的方式探索出了一条体育扶贫的路子,通过一件件惠民项目的落实逐步征服了当地贫困户乃至整个新寨镇群众的心,也用他灵活机动的行动力一点点敲开了当地干部刻意竖起的壁垒。

“山是和尚头,沟里苦水流;喝的是苦水汤,吃的是救济粮。”这是当地流传的顺口溜,也是当时张效明所见的真实现状。他第一次驱车来到田家岔村,发现这里连个村部都没有,没处吃饭,也没地方住,只能又返回乡上,租了一间民房,先把住的问题解决了。村子距离乡上有十几公里路程,张效明早出晚归,每天在两处奔波,费时费力,决定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村部修起来。

在村支部书记的协助下,张效明通过和县委、县政府以及县财政局协调,解决了项目资金等问题,终于把村部建了起来,而村两委的日常工作也随之逐渐走上正轨。这便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一个方向——先把村里的基础设施做好。

定西市财政局来渭源调研,召集了省、市、县三级的扶贫干部一起开座谈会,会上财政局领导向大家提问:你们到这里来具体要做些什么,三年的驻村总得对组织有个交代吧?领导的话让张效明如醍醐灌顶,当即明白了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他一方面在县里协调资金,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省体育局衔接申请体育扶持项目;另一方面通过入户深入群众,帮助贫困户转变思想观念,找出贫困原因,理清致富思路。

“山区穷,是穷在水、电、路上,农村人致贫原因就是病、弱、懒。”张效明说,“要脱贫,就得把这些贫困根源一一拔除。”

张效明在掌握了村里的基本情况后,心里给自己订了一个明确的计划:第一年打基础,第二年有发展,第三年见成效。如何让自己的计划能够实现,张效明知道,首先是要得到群众的认可和支持,要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让贫困户参与进来,扶贫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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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才能把老百姓的心凝聚起来,搞体育出身的张效明可算是找到了发挥自己专长的地方,他想出了搞乡村运动会的主意。“增加凝聚力,再没有比举办一场运动会更好的方法了。”实践证明,2014年7月1日成功举办的一场农民运动会,成为张效明在帮扶跑道上打响的“第一枪”。而“体育扶贫”也正在成为精准扶贫的一项有效举措。

田家岔村有10个社220户1472人,多年来,老百姓连个打篮球的场所都没有,几个“好家”在庙院里栽了一副木头篮球架,一不小心篮球就滚到山下去了。张效明看到后,向省局领导汇报,筹资50多万元,组织群众投工投劳,建成了集村级活动室、互助老人幸福院、灯光球场为一体的综合体育文化中心,还配备了村卫生所。那段时间里,他白天到省、市、县做汇报、跑资金,晚上又赶回来商量建设事宜。由于工程是报账制,建设资金不够了,他瞒着家人自己垫资10万多元。工地上缺人手,他便挽起袖子,提水抱砖。群众想不通了,他苦口婆心地一遍遍谈心做工作。“张书记刚来的时候可精神了,人又高大,长得又帅,衬衣领子都是雪白雪白的,村里的女人说他跟电影明星一样。后来跟我们一起干活,搬砖和泥啥都干,衣服就再没干净过,脸也晒得和我们一样黑,手上都磨出了茧子。”田家岔村的一位群众说,“我们看着都心疼着,那可是握笔杆子的手哩,张书记特别有才,会写文章,说话也中听,经常和我们一起开玩笑,一点架子都没有。”

不到两个月时间,3600平方米的综合体育文化中心呈现在乡亲们面前,紧接着运筹已久的农民运动会就在这里红红火火地办了起来,十里八乡的群众闻讯赶来,那热闹的景象让张效明至今记忆犹新。

此后,张效明的“体育扶贫”一发不可收拾。2014年9月,张效明又兼任了廖家寨村第一书记、驻村帮扶队队长。他如法炮制,听取群众呼声在廖家寨也建起综合体育文化中心,举办起了农民运动会。在省体育局和渭源县的支持下,张效明先后为田家岔村、廖家寨村争取资金硬化村社道路,完成农网升级改造和危旧房改造,牵头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电商网店、对村路进行了绿化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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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争取资金,张效明开着自己的帕萨特,三年行驶十万多公里,跑了省市县30多个单位,争取项目37个,到位资金1131.46万元,极大地改善了贫困山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体育扶贫”的成效斐然。

张效明通过体育这个平台,使田家岔村、廖家寨村的基础设施、富民产业、民生事业、村容村貌、群众文化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刚开始我们以为挂职干部绕个面就走了,没想到张书记是个实干家,攒劲得很!”当了20年田家岔村支书的汪鸿德说着,竖起了大拇指。

基础打好了,如何谋发展,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是张效明面临的又一个难题。他挨家挨户走访一些种植养殖大户,寻求发展本地特色产业。走访中,张晓明发现近年来虽然在精准扶贫的引领下,农户种植了大面积的药材,规模养羊的势头良好,但面对病虫害,农民却束手无策。他当即向省体育局领导汇报,在渭源县委双联办和省扶贫办的协调下,邀请农业专家到田间地头“传经送宝”。这一举措让农户们心里乐开了花,纷纷夸赞挂职的张书记是他们的知心人。

2014年2月,张效明被评为全省“标兵奖”先进个人,2015年被评为全省优秀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同年6月在省直机关党组织与贫困村结对共建中被评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2016年6月被渭源县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乡亲心中有杆秤,你离他越近,他就跟你越亲。”自2016年张效明结束驻村工作,调回省体工二大队任职副队长,已经离开渭源将近5年了,他说刚开始的几年里,心里还总是牵挂着那两个村子,老是梦见自己又回去了。

这份情感是双向的。张效明驻村的时候,学着说当地方言,和群众同吃同住,把自己完全融入了群众中。他说就算后来他离开了,又改回了普通话,去到村里还是能吃上一碗热腾腾的臊子面。有一次他陪同领导去两个村子调研,遇上下雪,村民知道是他来了,都跑来帮忙扫雪,热情地招呼他们去家里坐。

“那三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在那里,有太多快乐又难忘的记忆。”说起那段岁月,张晓明的眼眸中流露出浓浓的怀念。

“一个好干部是一个地方的福气。”这是渭源县委书记曾对张晓明说过的话,这句话何尝不是对所有基层干部的赞赏和期许。

所幸,我们的体育人里,有不少这样的好干部,用他们的务实态度和实干精神,为那些贫困乡村带去好福气。

甘肃省自行车中心副主任段俊文,也是省体育局选派下去的第一批驻村干部。2014年元月,时任甘肃省体工一大队党办主任的段俊文,通过为期一周的培训后,带着二大队选派的一个年轻人走马上任,来到庆阳市华池县白马乡东掌村担任第一书记,这一驻就是三年。

让段俊文感触最深的就是从兰州到东掌村之间漫长的路程,坐车需要十多个小时,要耗上两天时间。每一次下乡,对他来说都是一次身体和心理的考验。本来就受痛风困扰,一趟长途车下来,两条腿久坐后僵硬胀痛得下不了地,让他从此对坐长途车都产生了恐惧。

1968年出生的段俊文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当他来到东掌村时,对这里的恶劣环境深感意外,群众的贫困程度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段俊文第一次进村,怀着满腔热情和期待,装了一车物资带给村里,结果出师不利,遇上了暴雨,路上一片泥泞,车很快就陷进去动弹不得。他们只好下来推着车走,等进村后,所有人都是一身泥浆。“羊肠小道满山绕,不是扛来就是挑,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这是当地道路情况的真实写照。段俊文带着工作队在村里住了三天,第二天由村干部带路步行进山,不幸又遇上下雨,山路陡峭湿滑,进一步退三步,不光被逼得四肢着地爬着走,还要面临掉进山沟的危险,摔了无数次之后,无可奈何只能放弃,几个人连滚带爬地折回了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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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就摔了一身泥,活了大半辈子还从没这么狼狈过。大家都开玩笑说是东掌村给段俊文这个新上任的第一书记来了一记下马威,他因为个子大,重心高,爬山经验最少,所以摔得最惨。“我倒觉得这个下马威好,跤没白摔。”段俊文笑道,“我没下过基层,对农村工作毫无经验,刚来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对于怎么开展工作完全没有头绪,这一场雨一下子把我的思路打开了,给我接下来的工作指出了方向,我马上给工作队开了一个小会,大家一致同意要扶贫先修路,不把路修好,其他什么都谈不了。”村干部告诉他们,山里人每到冬夏,生病了就只能等死,“三马子”是山路上唯一能行驶的交通工具,也因此出车祸的很多,都是主要劳动力,一旦出事,人没了,一个家就垮了。

段俊文在刚开始走村入户时因不熟悉路况,曾一个人好几次在山里迷失方向,摸到天黑了,下不了山,晚上只能寄宿在老乡家中。而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切身体会到群众的艰难现状。山里的夜很安静,难得地能呼吸着纯净无污染的空气,但段俊文却久久无法入睡。他在想着白天走访的几个贫困户,想着他们见到他时流露出的不信任和敷衍的神情,想到其中的一个五保户老人,年近八旬,无儿无女,老伴已经过世,一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住着破旧的窑洞,还在干着繁重的农活,别说医疗保障,就连生活饮水都成问题。

老人成了段俊文的一个心病,他曾建议老人去养老院,但被老人拒绝了。劝说几次后,段俊文渐渐理解老人不愿离开故土,仍然想自食其力的心情。“他说他不想给国家添麻烦,成为别人的负担。”段俊文颇为感慨地说,“我慢慢地也发现了,这里的人骨子里都有一股硬气,脾气倔得很。除了少数几个懒汉二流子,大多数人都特别能吃苦,也特别能忍耐。”段俊文给老人申请办理了五保户的补助,又解决了饮水问题,加上老人自己种植养殖的收入,日子也还过得去。他每次入户都要带上慰问品去看望老人,有时候工作组下来,自己办灶,就去老人家里买鸡,通过这种方式帮助老人改善生活条件。

段俊文下定决心要给东掌村把路修好。他开始不断往县里跑,去找主管县长和农村办的领导,打报告,反映情况,申请立项,跑了五六趟后,终于在2014下半年为东掌村争取来了修路的项目,还一下就是两条路,一条从柳子沟通到村部,一条从村部通到韩沟门。两条路大约十公里,花了一年时间,在2015年7月全面铺设完成。当时段俊文的激动心情不亚于村民,特意爬上了山顶,给新路拍了一张照片,看到黑黝黝的柏油路像两条龙一样从村部腾飞而出,他心里十分满足。段俊文欣喜地发现,自从路修好后,整个村里的人精神面貌都发生了令人惊奇的改变,以前一个个都是灰头土脸的,愁眉不展;现在则干干净净,脸上带着舒畅的笑容,最初的那些隔阂和漠然,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热情和希望,眼中都是对未来美好生活明晃晃的向往。

“三年的驻村经历,让我体会最深的,最难做的工作,就是扭转人的观念。”段俊文现在说起这一点仍然忍不住叹息。他用三个月时间走村入户,跑遍了东掌村的每个角落,对省体育局的23户帮扶贫困户进行了摸底调查,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东掌村共128户596人,贫困户38户142人,贫困率24%。2015年庆阳市及华池县对省体育局的帮扶户进行了大的调整,帮扶贫困户增长到87户。段俊文马上带领新确立的帮扶干部,制定了全年驻村工作队工作计划和安排,重新深入农户家里了解情况,登记资料,制成民情系卡片,熬夜加班完成了数据填报工作。在这过程中,难免遇到一些不配合的人,给他们的工作推进带来阻碍,其中不乏一些老党员。“他们会抵触,也是对扶贫持怀疑态度,认为是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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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扭转的是党员的观念。要让党员发挥群众带头作用。”段俊文凭借自己多年党办主任的经验,发挥第一书记的党建引领作用,率先恢复了村党支部的组织和工作,每月开展党教,学习相关政策文件,督促党员交党费,发挥党员职能。在过组织生活时,一位老党员的话让段俊文特别感动。老人已年逾八旬,曾经当过校长,在村里很有威望,他说:“我受过党的恩惠,这一辈子都还不完。我虽然退休多年,但只要党需要我,我就永不退休。”老人对村干部提出意见,认为现在是百年一遇的好形势,让他们不要总是上去要项目,而是要下到老百姓中,让百姓了解国家政策。

“其实他们不相信,是因为没有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没有感受到扶贫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段俊文用实际行动,不仅让村里的老党员对党的认识有了新的提升,也扭转了群众对扶贫干部的认识。看到段俊文带领着工作队扎根到群众中,切实地为群众做了很多工作,让他们的生活有了改善,这才对党的政策有了信心,对党和政府的感情也得以加深。

“早知道现在的生活这么好,我们就该来迟点。”一位老人质朴的话语,道出了群众最真实的心声。

段俊文在东掌村担任第一书记期间,通过“1+17”项目整合,全年为村里协调整合了10个项目,资金1079.4万元,除了完成两条乡村柏油路,还完成了危房改造11户,新打小电井15个,种植全膜玉米1200亩,新建羊棚10个,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1个,铺设群众体育健身路径1套,捐赠农业科技类书籍500册,为东掌村小学、村部投入电脑10台,每年投入3.5万元组织农民开展全民健身体育活动,投入3万元扶持农民发展苗林种植1200亩,协调落实水利厅人畜安全饮水工程12.5万元。到2015年7月,东掌村贫困人口从2013年的106户442人下降到26户90人,贫困面从77.1%下降到15.3%,实现了贫困村的脱帽。

2015年8月,华池县扶贫办将段俊文调到了条件更加艰苦的杜寨子村,这是一个有着249户1099人的大村,建档立卡贫困户161户592人,贫困率54%。这一回,段俊文有了经验,团结驻村工作队,带动村两委干部,协调项目资金880多万元,完成村组柏油路7.8公里、砂石路1.5公里的铺设,新建漫水桥两座、文化体育广场1个,免费投放体育器材、用品20多件,为村部增添办公设备,改善了工作条件。

2016年,全省开展“大走访,回头看”行动,对精准扶贫进行深入广泛的摸底。由于前期工作有遗漏,所以从9月开始,省体育局组织大量干部走村入户进行信息落实、填报资料。为了接待上面的工作组,段俊文连着50多天待在村里,没有回过家,那是他驻村时间最长的一次。

“虽然很辛苦,但是也很值得。”段俊文说,“县上、乡上对我们的工作都很满意,认为体育局这次的走访做得很扎实,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扶贫策略,对脱贫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2017年底,段俊文的驻村工作结束,他离开时,杜寨子村也实现了整村脱贫。虽然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但他的心依然在牵挂着曾经工作生活过的两个小山村。“地理环境限制了那里的发展,要让群众彻底脱贫,就必须要寻找致富途径,要引导群众的观念,给他们建立能够改变现状的信心。”段俊文已经尝试这样去做过了,在他的带领下,改变正在发生。陇东地广人稀,按比率每户人家能有一百多亩地,但实际耕种面积只有十亩左右,其他多是荒山野岭,不能耕种。段俊文就琢磨着,正所谓“要想富先种树”,不能浪费资源,得利用这些土地搞一些产业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想到就干,他到省体育局的几家单位都跑了跑,要到一些资金,筹集了七八万元,又去县上协调到十万专项资金,购置了一批油松苗子,动员农民种植。因为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劳力缺乏,这种纯义务的劳动根本叫不动人。段俊文就召开村民大会,给他们讲种树致富的道理,又给他们分任务,采取奖罚制度,想各种办法让农民去种树。在他的坚持下,每年都能种植1000多亩,到他离开时,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6000亩。“习近平主席都说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现代林业经济,是一条致富的好路子。我很欣慰,老乡们把种树坚持了下来,村子的生态环境改变很大。”

段俊文相信,未来,那里必将是一片丰饶之地。

有人说,驻村扶贫就像一场接力赛,驻村干部都是传棒人。对于体育人来说,这个比喻最形象生动,也最能感同身受。限期的驻村时间,要完成限定的脱贫任务,何尝不是一次争分夺秒的竞速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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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不惑的张加德,却给人一种很青春的感觉,一身简单的T恤牛仔,没有啤酒肚,没有秃顶,脸庞黧黑,笑容憨厚,还带着点腼腆。他说,他的驻村经历更像一次百米赛跑。2015年7月15日,张加德接受组织派遣,到渭源县北寨镇小寨村挂职任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

报到那天,工作队副队长带他到村上去,村委会是以前的旧学校改的,条件极为简陋,让没在农村生活过的张加德大为惊讶。

张加德觉得这样不行,立即向镇上反映,但镇上表示资金下不来。张加德又向省体育局汇报,争取到5万元,很快把村部建了起来,还一同建了文化戏台和篮球场。

有了新村部,张加德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率先恢复了村两委的职能,带领工作队开始入户走访了解贫困户情况。由于村民居住得很分散,路又不通,要徒步去,遇上下雨山路湿滑十分危险。张加德组织工作队和村干部开会商议此事,大家一致认为要先把路修好,必须做到户户通。

张加德又给镇上写了报告,同时向省体育局领导汇报,获得了专项资金,用了半年时间完成5公里砂路和2公里水泥路的铺设。

张加德在小寨村驻村仅有一年,尽管时间不长,却为村里干了不少事,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在他离开时,小寨村已经基本实现了水电网社社通。在他的协调下,从省体育局和镇上分别申请到资金,在北寨镇组织举办了一场乡村篮球赛,要求每个村都要组建一支篮球队参加比赛。为此很多在外打工的人都纷纷请假赶回来,要为自己村子争夺这项荣誉。

虽然省体育局在北寨镇只是协助扶贫,但对张加德在小寨村开展体育扶贫还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运动员出身的张加德,曾经在自行车越野赛中获得过全国冠军,在他身上有着很明显的体育人特色,体格健壮,性格直爽,乐观开朗。有什么问题,二话不说,干就完事了。

2016年7月张加德结束驻村回到省自行车中心,同单位的刘学海接替他到渭源县小寨村挂职任第一书记兼扶贫队队长,不久又调到新寨镇廖家寨村接替张效明任第一书记兼扶贫队队长。后来按照省扶贫办要求,甘肃省体育局定点扶贫华池县,2017年8月刘学海又被任命为华池县乔川乡徐背台村第一书记兼扶贫队队长,同时兼乔川乡杨湾湾村和李崾岘村扶贫队队长职务。

刘学海也是运动员出身,曾在1993年获得第七届全运会自行车赛冠军。退役后他转职教练,从事运动员培训工作,培养了一批批体育人才。

当过运动员的人都不怕吃苦,高压强的训练铸就了他们强大的意志力。刘学海在廖家寨村挂职期间,继前任张效明之后又在镇上组织举办了一次农民运动会,比赛项目种类繁多,还增添了许多具有乡土风情的趣味项目,诸如瞎子敲锣、扭秧歌等,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很高,周围乡镇的村子也要求参加,最后一共有16支队伍参赛。一些小商小贩瞅准商机,也来卖小吃饮料,生意特别红火。

2019年底,渭源县北寨镇全镇实现了脱贫。

刘学海调到华池县桥川乡后,负责徐背台村、杨湾湾村和李崾岘村的扶贫工作,由于扶贫工作期间表现突出,多次被评为优秀工作者。

2018年7月刘学海结束在桥川乡的扶贫工作,回到了原单位自行车训练管理中心。

刘学海的驻村时间为两年,在这两年期间,他先后被调动了三次,分别担任过三个村的第一书记和五个村的扶贫工作队队长,做的大都是承上启下的工作,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传棒人”,在驻村扶贫这场接力赛跑中担任了中间赛段的重要位置,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传棒”任务。(王向晨)

此文章转载于《新甘肃》